作者: 曹東義|來自: 燕趙中醫網

張仲景與華佗都是著名的中醫學家，也都生活在東漢末年的漢獻帝時期，但是沒有史料說他們互相認識，更沒有說他們之間有過醫學交流。盡管如此，他們既然同時生于那個時代，必定會面對相似的醫學難題，比如傷寒病的流行、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，因此，他們都留下了關于傷寒病診治的醫學著作。唐代孫思邈的《千金方》，既收錄了張仲景《傷寒論》的內容，也把華佗的有關論述記錄下來，成了兩人對于那段難忘歷史如何認識的珍貴史料。

技之所長 內外有別

華佗，字元化，是沛國譙縣人，又名旉。他曾在徐州地區漫游求學，通曉幾種儒家經典書籍。東漢沛國丞相陳硅，聽說他的事跡之后，推薦他為“孝廉”人才，太尉黃琬發聘書征召他前去任職，他都沒有答應去做官。華佗懂得養生之道，在他年齡很大的時候，從外表看上去還象壯年人一樣。他精通醫方藥物，治病的時候，配制湯藥只用幾味藥，心里掌握著藥物的分量、比例，用不著再稱量，把藥煮好，就讓病人服飲，同時告訴服藥的禁忌或注意事項，用不了多久，病人也就好了。

華佗所留給后人的醫案，《三國志》中有十六個，《華佗別傳》中五個，其他文獻中也有五個，總共26例。從其治療范圍看，涉及到內、外、兒、婦科的疾病，有熱性病、五臟雜病、情志病、肥胖病、寄生蟲病，有外傷、腸癰、腫瘤、骨折、針誤、忌乳、死胎、小兒瀉痢等等。

華佗的行醫足跡，遍及當時的徐州、豫州、青州、兗州各地。根據他醫案中所寫地名查考，大抵是以彭城為中心，東起甘陵（今山東臨清）、鹽瀆（今江蘇鹽城），西到朝歌（今河南淇縣），南抵廣陵（今江蘇揚州），西南直至譙縣（今安徽亳縣），即今江蘇、山東、河南、安徽等省廣大地區，方圓達數百平方公里。在行醫的同時，為了采藥他還先后到過朝歌、沛國、豐縣（今江蘇豐縣）、彭城臥牛山、魯南山區和微山湖。由于行蹤地域廣闊，又深入民間，華佗也是我國歷史上民間傳說眾多的醫家。

華佗曾把自己豐富的醫療經驗整理成一部醫學著作，名曰《青囊經》，可惜沒能流傳下來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有“華佗枕中灸刺經”一卷，已佚。《醫心方》所引《華佗針灸經》可能是該書的佚文，《太平圣惠方》引有“華佗明堂”之文。王叔和《脈經》、孫思邈《千金方》、王濤《外臺秘要》都引用了華佗的有關論述。因此不能說，華佗的醫學經驗，完全湮沒了。因為他許多有作為的學生，如以針灸出名的樊阿，著有《吳普本草》的吳普，著有《本草經》的李當之，把他的經驗部分地繼承了下來。至于現存的華佗《中藏經》，那是后人托名于他的作品，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當時尚殘存的華佗著作的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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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佗還創造了健身鍛煉的“五禽戲”，這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關節都能得到舒展的醫療體操。華佗認為“人體本來是需要運動的，但是不能太過分，不能追求極限。適度的運動，可以使血脈流通，就不會生病，就像戶樞那樣，由于經常轉動是不會朽爛的。”

張仲景，名機，據傳當過長沙太守，所以有張長沙之稱，然史書之中沒有傳記。他是南陽郡涅陽（今河南省南陽縣）人，約生于東漢末年，在建安10年（公元205年）之后，才開始寫《傷寒雜病論》，這個時侯華佗已經被曹操殺害了，《華佗傳》說華佗“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”，即使有些夸張，他死的時候也應該年歲不小了。因此說，張仲景應該比華佗年輕一些，或許晚幾十歲。

據說張仲景自幼好學深思，“博通群書，潛心道術。”當他十歲時，就已讀了許多書，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。他的同鄉何颙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，曾經對他說：“君用思精而韻不高，后將為良醫”（《何颙別傳》）。后來，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，被人稱為“醫中之圣，方中之祖。”這固然和他“用思精”有關，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藥專業，善于“勤求古訓，博采眾方”的結果。

張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醫學家就是扁鵲，經常感嘆其醫療水平高超。他也希望做一個像扁鵲那樣的好醫生，通過艱苦的努力，他實現了自己的愿望。可以說，對于后世中醫的影響方面，張仲景既超過了扁鵲，也超越了華佗，原因就是他創立了辨證論治的中醫特色。

張仲景處在動亂的東漢末年，連年混戰，“民棄農業”，都市田莊多成荒野，人民顛沛流離，饑寒困頓。各地連續爆發瘟疫，尤其是洛陽、南陽，會稽（紹興）疫情嚴重。同時代的文學家曹植，在《說疫氣》中說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號泣之哀。”張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，200多人之中，因傷寒病而死的人占了大半。面對這種悲痛的慘景，張仲景目擊心傷。“感往昔之論喪，傷橫夭之莫救”（《傷寒論》自序）。

于是，他發憤研究醫學，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。他希望依靠醫學的力量，對上能夠治療國君和親屬的疾病；對下層的老百姓的疾苦，也能幫助他們解除病痛；對于自己來說，也可以靠養生保健知識，獲得健康長壽的結果。當時，在他的宗族中有個人叫張伯祖，是個極有聲望的醫生。張仲景為了學習醫學，就去拜他做老師。張伯祖見他聰明好學，又有刻苦鉆研的精神，就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術，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。因而，張仲景“盡得其傳”。在《襄陽府志》一書中，何颙曾贊嘆說：“仲景之術，精于伯祖”。

勤求古訓 辨證論治

張仲景提倡“勤求古訓”，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。 他曾仔細研讀過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、《難經》、《陰陽大論》、《胎臚藥錄》等古代醫書。其中《素問》對他的影響最大。

《素問》說：“今夫熱病者，皆傷寒之類也。”意思是說，人們現在所患發熱為主的病，大都是因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。所以又說“人之傷于寒也，則為病熱”。

我們現在知道，很多傳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。古人認為春天溫暖，萬物始生，一派生機。而冬季嚴寒，蟄蟲深藏，萬物不長，一片肅殺蕭條。因此，古人說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。他們認為冬天的寒氣，是一種肅殺之氣，可以稱為“寒毒”，容易使人產生傳染病。甲骨文里就有“禍風有疾”的記錄，而且都是記載在冬季里。

《素問·熱論》認為，大多數以發熱為主的傳染病，有的好了，有的死了。死的人，大多在病后六、七日；而病好的人，多在十天以上。因此，就提出來一個學說，把熱病看作一個過程，一天一個樣地變化不停；每一天的病情，用一個符號表示，一天叫做“一經”，六天就是“六經”。這六經分別叫太陽、陽明、少陽、太陰、少陰、厥陰。《素問·熱論》對于六經熱病的治療，只提到在三日之前，可以用讓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療；三天以上的熱病，就可以使用“泄法”治療，主要是用針刺治病。

華佗曾經說過，治療傷寒主要有三種方法。在早期的時候，病邪在肌表，也就是疾病位于人體的淺層，可以使用讓病人出汗的“汗法”。具體地說，除了針刺的方法，還可以用膏藥在患者身上摩擦，讓其出汗。當然，古代還有用烤火出汗的做法，那樣容易使汗出得太多，因為脫水而加重病情。華佗說，還可以服用中藥散劑發汗。如果病邪位于胸部，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療，叫做“吐法”。如果，病證深入到胃腸，就應該使用瀉下的方法治療，讓病人通過排便而退燒，治愈疾病，叫做“下法”。

張仲景除了“勤求古訓”，還“博采眾方”，廣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藥，甚至民間驗方也盡力搜集。他對前人喜用的針刺、灸烙、溫熨、藥摩、坐藥、洗浴、潤導、浸足、灌耳、吹耳、舌下含藥、人工呼吸等多種具體治法，都一一加以研究，廣積資料。

張仲景對于《素問·熱病》的理論與治療方法，都進行了大膽的創新與改進。他在前人“表里分證”的基礎之上，提出來陽證有一個“半在表，半在里”的新觀念，使辨別證候的工作更細致；而且，大膽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“虛寒證”，收錄進來，稱為“三陰證”。三陰證多數是病情危重的表現，有許多屬于中毒性休克前期、休克期的表現，因此，后來的歷代醫家稱之為“三陰死證”。張仲景對于接近死亡的三陰死證，提出來很多有效方法，挽救了無數生命垂危的患者。

張仲景最為著名的觀點，就是打破了《素問·熱論》按疾病日程使用藥物的觀點，提出來不能機械套用“三日前后分汗下”的做法，而是必須以臨床證候表現為依據，只要有需要用發汗方法的證候存在，無論是患病多少天，也應該使用“汗法”治療；與此相對，瀉下的方法，也是根據患者的證候表現，而不是根據患病的天數。“觀其脈證，隨證治之”，成了歷代醫家遵守的格言。張仲景所選用的方子，大多來源于漢代之前的《湯液經法》，這是西漢之前就已經流傳的著名方劑著作，據說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。

當代著名中醫學家鄧鐵濤教授說，張仲景就是用“醫經家”的理論，研究“經方家”的經驗，所以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。在張仲景重新編排的六經病證里，收錄了100多個方劑，就像流水作業的不同崗位；每個方子各就各位，在不同的證候到來時，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。無論證候來得晚，還是來得早，只要證候到了，就使用針對證候的藥方。這樣一來，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療效。

這個等待證候，發現證候，辨別證候，治療證候的過程，中醫稱為“辨證論治”。由于“辨證論治”是在以“六經”為框架的體系里進行的，所以叫“六經辨證”。

理論高深 影響古今

由于外感熱病，其病因多數屬于冬季感寒而發，所以，張仲景不再把發熱為主的傳染病稱為“熱病”，而是叫做“傷寒”，也就是“傷于寒邪而引起的疾病”的意思。張仲景雖然當官，但并不熱衷于官位。他“見朝政日非”，嘆息地對人說：“君疾可愈，國病難醫。”遂掛冠遁去，專門總結經驗，撰寫醫學著作。 經過幾十年的奮斗，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，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的經驗，寫出了《傷寒雜病論》十六卷（又名《傷寒卒病論》）。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寫成而“大行于世”。到了晉代，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。到了宋代，被分為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二書。《金匱要略》就是該書的雜病部分。

《傷寒雜病論》是我國最早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，而且都貫穿著“辨證論治”的精神。書中精選了300多個方劑，這些方劑的藥物配伍比較精煉，主治明確。如麻黃湯、桂枝湯、柴胡湯、白虎湯、青龍湯、麻杏石甘湯。這些著名方劑，經過千百年臨床實踐的檢驗，證實有較高的療效，并為中醫方劑學提供了發展的依據。后來不少藥方都是從它發展變化而來。

清代名醫喻嘉言高度贊揚張仲景的《傷寒論》，說它“為眾法之宗、群方之祖”。“如日月之光華，旦而復旦，萬古常明”（《中國醫籍考》）。歷代有關注釋、闡發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的著作很多。特別是注釋、闡發《傷寒論》的著作，竟達三四百種之多。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的影響，遠遠超出了國界，對亞洲各國，如日本、朝鮮、越南、蒙古等國的影響很大。特別是日本，歷史上曾有專宗張仲景的古方派，直至今天，日本中醫界還喜歡用張仲景方。

日本一些著名中藥制藥工廠如小太郎、內田、盛劑堂等制藥公司出品的中成藥（浸出劑）中，傷寒方一般也占60%以上（其中有些很明顯是傷寒方的演化方）。可見《傷寒雜病論》在日本中醫界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與華佗相比較而言，張仲景治療傷寒的方法，比華佗汗法、吐法、下法三種更豐富，開創出更為細致治的療方法，包括清熱、和解、溫里、攻下、活血、逐瘀、回陽救逆等等，據說有三百多法。僅僅一個汗法，張仲景就有許多加減“變數”，讓人看得眼花繚亂。張仲景自己也說：“自非才高識妙，豈能探其理致哉！”

王叔和感嘆說：“仲景明審，亦候形證，一毫有疑，則考校以求驗。故傷寒有承氣之戒，嘔噦發下焦之問。”盡管仲景的治療方法如此之好，卻因為理論太高深而出現了“遺文遠旨，代寡能用，舊經秘述，奧而不售”的現象，張仲景學術面臨著失傳的危險。王叔和盡管整理了張仲景的著作，在論述傷寒傳變的時候，他學習的還是華佗的“六部傳變”，而不是張仲景的“六經辨證”。晉代醫家葛洪《肘后方》說：“傷寒有數種，人不能別之。”陳延之《小品方》說：“考之眾經，其實殊矣。”唐初的孫思邈曾經感嘆：“傷寒熱病，自古有之，名賢睿哲，多所防御，至于仲景，特有神功。尋思旨趣，莫測其致，所以醫人未能鉆仰。”

當時的醫學家們盡管不明白仲景學術的深奧蘊含，但是對于張仲景的醫學貢獻是非常推崇的。因此才會出現“江南諸師秘仲景方不傳”的現象。孫思邈說：“嘗見太醫療傷寒，惟以大青、知母等諸冷物投之，極與仲景本意相反，湯藥雖行，百無一效。”

張仲景《傷寒論》的高深理論，奧妙的醫學思想，到了宋代才開始被人們所認識。隨著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現，逐漸出現了一個傷寒學術空前繁榮的局面。經過宋金元長達幾百年的不斷完善和補充，后世對于外感熱病的理論認識和治療方法，已經難于完全用張仲景的六經辨證體系來容納了，因此，瘟疫、溫病學家紛紛創立新說，發展外感熱病的診治思想。

存內去外 技傳千年

然而，萬變不離其宗，盡管有溫病和傷寒的學術爭鳴，但都屬于辨證論治，而不是基于解剖實證的分歧。如果說辨證論治是中醫的特色，而解剖實證是西醫基石，那么，中醫與西醫是在什么時候分道揚鑣的？

毫無疑問，在指導理論上《內經》建立的方法論，與希波克拉底和蓋倫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。在臨床上，許多治療疾病的方法，反過來會對指導理論有一定的需求。在西方，像化膿性闌尾炎、胃穿孔、宮外孕、腸梗阻、化膿性膽囊炎、壞死性胰腺炎等等，這些疾病在《希波克拉底文集》里，或者在《劍橋醫學史》里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術的，需要進行切開引流，否則就會死亡。事實證明，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，在止血技術不過硬，沒有麻醉藥物的西方世界，上述急腹癥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。依靠手術僥幸活下來的病人，也是要在鬼門關里走幾個來回的，其間痛苦萬狀，難于言表的細節，實在是罄竹難書。

在世界的東方，在華佗和張仲景的故鄉，這一類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。他們有時候可以遇到華佗，可以開膛破肚切除病灶，可以刮骨療毒治療傷痛。盡管華佗的“麻沸散”失傳了，而有活血化瘀、托毒生肌的中藥，它們既可以防治感染，也可以止痛、止血，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。

假如一個腹部硬滿，疼痛難忍的病人，他遇到的不是華佗的傳人，而是遇到了張仲景的信徒，經過大黃牡丹皮湯、大小柴胡湯、大小承氣湯、大小陷胸湯一番治療，再加上針灸、按摩、導引、點穴，可能病情逐漸緩解，腹內化膿性的物質逐漸吸收，梗阻的腸道恢復傳輸，也許病人又活過來了。也就是說，在華佗那里受的手術之苦，或者因為“錯投了”仲景之門，或者由于沒有找到華佗弟子，各種急腹癥就依靠張仲景的方子治好了，內科治療“替代了”華佗外科!

內科治療照樣能夠治療需要開刀的外科疾病，一樣可以“治病活人”，人們就因此而不愿意選擇華佗的方法，中醫們也不需要學習華佗的外科手術了。“用進廢退”的結果，“華佗的刀”逐漸生銹了，放在那里無人問津，必然會失傳。

“麻沸散失傳了”，這是中國人的不幸呢，還是因為中國人太幸運？假如沒有張仲景，沒有他建立的六經辨證治熱病，也沒有他的臟腑辨證治雜病，而只有華佗的手術刀。難道中醫們會讓珍貴的“麻沸散”失傳了嗎？假如中醫只有華佗指引的道路，需要經常做手術治療疾病，難道中醫們會放棄研究人體解剖嗎？他們在切開病人肚子的時候，難道不需要避開血管？不需要躲著神經？不需要避免損傷重要臟器？毫無疑問，那是需要這樣做的。假如中醫這樣做了幾千年的外科手術，而不知道膈肌為何物，還需要像王清任那樣到“義冢”去偷窺嗎？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《醫林改錯》這樣的書，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，自然也輪不到由王清任來書寫。

這些中醫特色的形成，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。正是“成也仲景，敗也仲景”。張仲景將內科治療發揮到極致的辨證論治，以不爭的優勢戰勝了華佗的外科手術，中醫的傳人們放棄了對于華佗技術的追求，紛紛拜倒在張仲景的門下，成了辨證論治的岐黃傳人。

請記住，中醫都是“岐黃傳人”，而不是“黃岐傳人”。一個黃帝與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別，反映了歷代中醫傳人是重視醫術超過皇權的一個群體。岐黃為他們打上理論的烙印，而張仲景為中醫臨床帶來永遠難于磨滅的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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