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病難，首先難在掛號，而掛號難，首先難在大醫院或者說三甲醫院的專家號難掛。可是近年來興起的一些移動醫療服務平臺卻公開提供加號服務，你只要交上幾百元的所謂平臺服務費，就可以掛上緊缺的專家號。這種平臺怎么會有那么大的能耐？它是怎么運作的呢？

一個多月前記者在某醫院暗訪，一個專門做加號生意的號販子，使用一款叫做“一呼醫生”的移動醫療APP，掛到了極為緊缺的專家號，再把它倒賣給記者。

記者向號販子手機上的“一呼醫生”APP支付了300元，然后又另外給了號販子300元，也就是一共花了600元，掛上了專家號。

號販子讓記者拿著手機APP發送過來的預約成功的短信，直接去辦公室找醫生。醫生助理看過短信后，便讓記者進去看病了，而門外還有很多患者在排著長隊。

那么這個號販子使用的“一呼醫生”是個怎樣的工具，又是怎樣做到給用戶加號的呢？

據了解，這是一類近幾年興起的移動醫療公司，其中有些主要做醫患連接平臺。它們或者直接公開提供加號服務，或者以咨詢病情為切入點，再吸引用戶去掛號看病，實際上大多都在做這種加號業務。

以這個“一呼醫生”為例，只要注冊成為它的用戶，繳納幾百元“服務費”，就可以掛上專家號。當然，這需要APP公司同時也和大量醫生建立合作關系。用戶在APP上下單后，合作醫生接單，用戶到醫院后，醫生給辦個加號，用戶就能看病了。而這筆服務費，當然也是由APP公司和醫生分成。憑著掛號加號這項業務，“一呼醫生”APP在2015年迅速成長，已經擁有了超過10萬的醫生用戶和1000萬美元的投資。

只要交上服務費就能換取專家加號，這些所謂的移動醫療app其實就是披上了互聯網+外衣，以公司或者說平臺方式公開存在的號販子。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公開為用戶提供加號服務，是因為在平臺的另外一端是大量的合作醫生。近日，北京市衛生計生委下發了《通知》，明令嚴禁醫生與商業公司合作掛號加號，謀取利益。通知還規定在2016年3月25日前，所有有此類行為的醫務人員，應當自行解除與商業公司的合作。那么現在情況怎么樣了？

記者發現，這個“一呼醫生”App仍然還在進行加號業務，有大量專家都還可以預約加號。記者隨意選擇了一家大型公立三甲醫院的心內科，點擊進去發現有約20位專家都可以在近幾天內預約加號。記者選擇了一位主任醫師第二天的號，并按頁面提示支付了500元的服務費。很快客服人員便打來了電話，讓記者拿著預約成功的手機頁面去門診找醫生，然后再單獨掛號。本次支付的500元是服務費，不帶醫院的掛號費用。

那么如果不用這種商業APP，而是通過正常的官方掛號渠道，能不能掛上這些專家號呢？記者打開北京市政府指定的114預約掛號統一平臺，同樣查詢這家醫院的心內科，顯示7天內都已經沒有任何專家號可以掛。為進一步確認，記者又撥打了114掛號電話，被告知不接受加號。

政府指定的統一掛號平臺7天內都已經沒號了，這個APP真的能給加上號嗎？第二天上午記者到了醫院，見到了APP公司的工作人員。但是昨天記者預約的專家由于醫院的安排，臨時停診。APP公司的工作人員說可以先把昨天支付的500元退款，然后另外下單，約今天出診的專家，而且現在下單，馬上就能加上號。

工作人員拿出一個今天出診專家的名單，在上面找哪些是和他們公司有合作的醫生。最后記者選擇了另一位主任醫師。加他的號需要付300元，比之前約的專家便宜200元。

工作人員說，服務根據醫生的建議定價，所以同樣是主任醫師，費用有高有低。記者又問這些錢怎么分配？工作人員沒有回答。

記者向APP支付了300元后，工作人員便拿著記者的就診卡進去找醫生加號。此時診區外有大量患者在等待，不能隨便進入診區。但這名APP公司工作人員卻可以隨意出入，醫院工作人員并沒有阻攔。

幾分鐘后這名工作人員出來，說醫生已經給加上了號，讓記者再去自助掛號機上繳納正常的醫院掛號費15元。之后記者又等了大約5分鐘，便進到這位專家的診室，看上了病。

從在APP上下單，到最后看上病，一共只花了大概15分鐘，這個APP真的是能量大、效率高。那么如果直接到醫院的掛號窗口，有沒有可能掛上這個專家的號呢？

記者來到掛號窗口，詢問剛才給記者看病的那位專家還有沒有號？工作人員說當天放15個號，早上7點開號，7點10分就沒有號了。

早上7點開始掛號，按照正常途徑排隊掛號，幾分鐘就沒號了，想掛個專家號真是比登天還難。但是通過APP，卻能隨時加號。那醫生為什么可以隨時加號呢？ “一呼醫生”平臺預約須知里寫著，平臺提供的預約加號，不同于正常的門診掛號，是專家在業余時間給病人看病。也就是說，專家是在看完了正常掛號的病人后，額外加的號，專家付出額外勞動，也得到額外收入。即使是加號，醫生畢竟還是在上班時間內在他工作的醫院診室看病，用的也是公立醫院的醫療資源，這樣的加號看診時間是屬于單位，還是自己，很難界定。在這次政策出臺之前，醫生這種以延長門診時間、額外加號來獲得收入的方法，一直以一種打擦邊球的方式存在，屬于監管的一個灰色地帶。

記者發現，此次北京市衛計委的禁令出臺后，也有不少移動醫療APP已經停掉了掛號業務。比如這款之前同樣被媒體曝光過的傳太醫App，現在上面除了一家民營的北京京都兒童醫院外，其他所有醫院的醫生都顯示無法預約。

另外，許多之前和這些公司有合作加號業務的醫生，現在也終止了這種合作。而一些醫院為了進一步規范掛號就診秩序，也陸續采取了一系列更具體的措施。比如西南地區最大的公立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近日就發布公告稱，醫院決定取消醫生個人加號，號源數量根據去年各專家實際看診的平均值決定，不再進行現場加號。

不過這種取消醫生加號的政策在業內也引發了爭議。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科教授李惠薪就以一名“從事臨床五十年的老醫生”的身份，寫文章表示，在平常工作中，常常會出于看診的實際需要給患者加號。比如有些定期來找自己看病的老患者，如果掛不上號，給他們加個號以保證得到治療是情理中的事。另外有些病情特殊的患者不適合排隊掛號，加個號給予方便也是醫生應該做的。李教授在文章最后寫道，“醫生能不能加號應因人而異。

采訪中，許多醫生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。在解放軍總醫院，記者就遇見了一位正在給患者加號的醫生。

藥素紅夫婦是從山西晉中專門來北京看病的。一天前他們掛了心內科門診尹明醫生的號，尹明醫生為藥素紅做了初步看診，并讓她去做檢查。今天檢查結果出來了，然而藥素紅卻掛不上尹明醫生的號了。因為尹明醫生比較了解病情，所以藥素紅還是想找他看診，但要再掛尹明醫生的號需要等到三四天之后。醫生給他們加了一個號，看完病藥素紅夫婦就能早點回家了。

加號在醫生為病人看病過程中有著現實的需求，實行取消加號的一刀切政策的確會給醫患雙方帶來很多不便。但掛號和就診秩序需要規范，利用號源來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需要打擊，因此，如何既靈活的給予醫生加號空間，又能對加號行為進行有效監管，也考驗著有關部門和各大醫院的管理能力。在解放軍總醫院記者看到，醫院方面也在進行各種探索。比如，嘗試建立一個標準化的加號流程，并嚴格限定加號條件來規范加號。

APP醫療平臺之所以會迅速發展，說到底還是因為兩頭有需求，一頭患者想看病卻遭遇掛號難，另一頭醫生想要增加收入，體現自身價值。解決這個問題，不僅需要規范醫生的加號行為，還要和整體醫療改革相結合，和搭建分級診療體系、促進醫生多點執業相結合，才能從根本上優化醫療資源，促進醫患供需平衡，讓患者得到優質服務，也讓醫生獲得更高收入。